相对于“文革”时期的中国而言，现今的社会应该说是“换了人间”。但是，泥塑《收租院》至今仍被一些人视为一个成功的艺术范例的事实本身，不能不令人跳出曾一度十分盛行的“代沟分类法”，而需再追问一声：是“代沟”？还是“代中之沟”？以当下的现实来说，“出生年月”已经不是人们划“代”的主要依据，更多的是看他们接受正规或非正规艺术教育的年代和其成长背景。近来出现的几篇为“文革”期间美术作品近乎无保留叫好的文章，抹杀和遮蔽了大量的历史真实。鉴于此，本版编发的这一组文章从不同角度提示读者：《收租院》作为雕塑学文本，其历史内涵是否远远大于雕塑艺术本身？
目前关于《收租院》的讨论，大致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收租院》有没有艺术性，有什么样的艺术性；第二，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的《收租院》是否侵权；第三，《收租院》诞生和走红的时代背景，它曾经发挥过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作用，我们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收租院》的这种作用？
本文想谈谈第三方面的问题。
《收租院》诞生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那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受到排斥，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成了宣传、文化、教育、艺术活动的唯一内容。人们每天从报纸上看到，从广播中听到的，只有以下号召和口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收租院》就是这条政治路线的产物，又被用来为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服务。
在不同的时代、国度和社会条件下，文学、艺术作品被用来为某种政治需要服务，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收租院》与错误的政治路线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的政治利用要密切得多。
首先，在“文革”爆发前，文学艺术领域成了“极左”错误路线首先发难、重点进攻的阵地，成了林彪、江青一伙从事夺权、打倒一大批人的斗争场所。文化部被说成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歌和文学等等，被说成是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最大的领域。因此，那个时代能够得到承认和宣传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但具有独占舞台的功能，而且成了打击艺术部门领导人和艺术家的武器。
其次，《收租院》不是先成为一件艺术作品，然后再被利用。它是主题先行，按各级指示，修改、完善、扩充的作品。它没有艺术作品必备的自发性、独创性特征，以大会战的方式做成，在博取青睐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在美术界独占鳌头。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收租院》不是艺术品，而是宣传品。
我们知道，宣传品并不是与艺术性绝对无缘。恰恰相反，能成功达到宣传效果的东西，总是力争具有较多的艺术因素。当我们考察德国第三帝国的种族主义和战争宣传，资本主义跨国公司为逐利而进行的宣传，以及我国各种厂家为推销产品（不论优质的还是劣质的）而做的宣传，莫不会看不到在淡薄的艺术性后面强烈的宣传性。
如果说我们对于“文革”期间的“极左”错误路线的认识、评价与否定较易达成的话，那么对那一时代推出的样板作品的认识与评价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我们毕竟不能把那些东西直接等同于祸国殃民的政策，以及张春桥、姚文元之流颠倒是非、蛊惑人心的文章。但是，不管我们有多少理由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仍然回避不了的是，我们应该深刻认识那个时代文学艺术沦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事实，认识这种悲剧产生的原因。
我认为，在目前（以及90年代中）有关“文革”中及“文革”前文学艺术作品的争论，缺乏的正是这种深刻认识。
比如，在“《收租院》——时代的样板”一文中，作者虽然承认《收租院》创作时强调阶级斗争的背景，但也表明对在这一大背景下派生的文艺政策缺乏清醒认识。作者说，“60年代初，在‘四清’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艺术面临着如何为五亿农民服务的头等重要的课题。”应该说，严肃的艺术家总是要考虑自己的艺术如何服务于人民的问题，但在那提倡阶级斗争的时代，这个命题的真实含义被严重地歪曲了。为了打倒一大批文化艺术部门的负责人，他们被指责为“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由此再派生出文学家、艺术家、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到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到工农兵之中去改造思想的主张。对这一系列需要拨乱反正，重新思考和评价的问题，文章显然是简单地持肯定态度的。
又如，王林在“说说《收租院》”一文中，认为《收租院》“其反封建主题和大众化观念，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同时具有意义，乃是当今世界泛政治艺术或艺术政治化的先声。”这也表明作者对于《收租院》的表面符号意义与其实际含义之间的区别，缺乏足够认识。
有些论者认为，在一个泛政治化时代诞生的作品，最好是就事论事地解读，揭掉其时代标签，褪掉其政治色彩，还原其本来面目，给予公正评价。这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如果对其时代和所起社会作用缺少深刻认识，就做不到这一点。比如，有人认为，“文革”前夕和“文革”中那几个样板作品，虽然被利用了，但毕竟为一些艺术家有事可做，甚至进行艺术上的探索与创造提供了机会。他们没有看到，极少数几个得宠幸者的机会与几乎所有人失去机会是一个事物不可分的两面。少数作品被利用，拔高，宣传，树为样板，不一定是那少数作者之福，倒确实是整个文化艺术之祸。人们的自发创造冲动没有了，有人艳慕成功者，以文学艺术投机，更多的人思想受禁锢，争相模仿那几个样板，浪费了艺术青春。
要求艺术家、艺术史家和评论家洞察时代本质和历史进程，是不对的，是泛政治化的表现。但在一个充满恶风险浪的时代，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会成为悲剧时代的牺牲品。“文革”使一些文学家、艺术家“走运”、“走红”，但也使他们的人生蒙上悲剧色彩，这个教训，值得所有的人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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